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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高兴继续说道：“我们俩分手时，说好我一定去扬州两人再会会面，心里话还远远没有说完哩。可是没有几天，王侠仁突然来了电话，说广天的情况不妙，已经又住进了医院。我立即打了电话，福妹在电话上已经是在唉声叹气，我知道他病情一定十分严重了。我就要我小儿子，开着小汽车，在我老爱人的伴同下，赶去了扬州，在医院里同广天会上了一面，可这成了是会上的最后一面！”

焦福妹就说道：“我家广天当知道郑高兴特地要来扬州看望他，真是高兴得不得了，那时连水都喝大不进了，还叫儿子拿笔和纸给他，写了一首诗，一定要交给老郑。”

郑高兴就摸着口袋，掏出了广天在病床上给他的那首诗，深情地念了起来：

老郑老郑，

开车百里，

来到扬州，

看望老吴；

六十三年，

战友情深，

不看不舒服，

福星高照，

心到病除。

郑高兴读着读着，泪水流了下来。

大家听了都为之感动。

大钧就说道：“最近我也去扬州医院看望过他，我鼓励他要同病魔作斗争，‘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’，他答应了我。但他没有多少时间，终于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，离开了我们。”

这时扬舜尧就提议大家起立，向广天同志默哀三分钟，以示哀思！

大家就起立，低头进行哀思。

哀思完毕，大家坐下继续说故事。

赵大钧就说道：“我们第一日，‘人生之路如何走’的第一个故事，‘开裆裤朋友’就讲到此为止，如果继续讲下去，肯定还有许多话要说。接下去开始讲第二个故事，‘生不逢时’，请舜尧主讲。”

杨舜尧动了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，慢悠悠地开了口，说道：“这个人生之路如何走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相互之间是千差万别，各不相同。这同每个人的家庭情况有直接的关系，经济文化情况的不同，往往走的路途就有很大的差异。城市和农村，穷的和富的，有文化和没有文化家庭的情况都不同。这些事情在儿童时间想得还不多，但是到了少年，青年时间，这个事情你不想也得想。有没有书读，每天一日三餐吃什么，穿什么，住什么样的房屋，有没有文化娱乐活动，等等。”

大家就说，每个人的命运，脚下的人生路如何走，是同自己的家庭等的情况分不开的。

老杨继续说道：“现在就说说我少年、青年时读书的故事，我在参加青训班时，算是中学生，算是一个知识青年，小知识分子。实际我那个所谓的中学生，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的老家是在浙东的小山沟里，那个地方本来就非常贫穷落后，加上我家没有良田，靠种些贫瘠的山地，轮种些氏族田，过苦日子多，与过好日子无缘。我的父母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劳动农民，我母亲是省吃俭用，想一切办法让我读完初小。我读初小时，有一次没有钱购课本，只得私自赊了书去上学。母亲看我这样要读书，很受感动，她就在十分辛苦地起早摸黑种地，做家务的同时，挤出辰光，去帮助人家做针线活，赚些钱来把我赊的书钱还掉。我在读高小时，只得十分用功，争取到了前三名，学费可以由氏族田的粮食里开支，作为奖励。学费虽然解决了，可是书费还得靠我母亲，一针不去，一针不来，在煤油灯下帮助人家做针线活，辛勤劳动来解决。读完高小，我就来到了上海学生意，白天在茶叶店里做事情，晚上去夜中学里读书。我的中学文化就是这样得到的。”

郑高兴，王侠仁都接了口，他们读书的经历基本也这样，所谓的中学也是读的夜中学。

说到这里，这些老兵真是触景生情，就议论开了，多数人说自己基本也是这样的情况。

这大家说着说着，从这些老兵解放前后的自己经历，共同得出了一个结论，他们在年轻时，确实是生不逢时。

大家认为家庭背景是一个方面，更重要的是时代、历史的大背景，同样是分不开的。

蒋超就说道：“我们这些都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生的人，那时世界很不太平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没有多少年，又打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欧洲打得一塌糊涂，乱七八糟。亚洲的小日本兴风作浪，在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下，发动了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，铁蹄踏遍了整个东南亚。妄想吞下全中国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比深重的苦难。这还不算，小日本企图蛇吞下大象，转过手就偷袭珍珠港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，这世界就更加乱了，全世界到处是炮火连天，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好过。小日本投降了，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，1949年总算打败了国民党，除了台湾中国大陆全部解放，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。我们这些青年的命运开始有了转变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才有我们的今天！”

郭金秀、郑高兴的夫人就发了言，说道：“我是1938年生的人，虽然生长在江南农村，鱼米之乡，但是我家十分贫穷，特别是女孩子，我母亲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，说姑娘家读什么书，迟早要嫁人，是人家的人，书读多了没有用。我读书不仅聪明还非常用功，成绩在班里始终是数一数二。可是读书到初小母亲就不让我继续读下去了，说一是家里穷，二是家里兄弟姐妹多，还要帮助带弟妹，三还要到田里去劳动，我因为是最大的姑娘，是家里的一个强劳动力。我爸爸同意我继续读下去，学校老师说这姑娘那么聪明，不多读点书是可惜了，说可以免除我的学费。我坚持继续读下去，妈妈没有办法阻挡我继续读书，就给我做了个规定，早晨要到地里的早工做完，学校开始升旗，才准许我拿着书包到学校里去。我想想那时读点书容易吗！”

也是志愿军的老兵钱秀珍，接着就说她自己小时的经历，说道：“我虽然生长在城市里，但是我家也是很贫穷。这还不说，我家在解放前同样是重男轻女，我这个丫头在家里是没有地位，我没有好的衣服穿不说，就是家里有时买了稍微好一点的小菜，搬上了桌子，我的筷子刚伸过去，我奶奶就把眼睛横过来看我，向我白眼珠子，我赶紧把筷子缩了回来。我们三大队女生队当时有三百来个女学员，说说也都是小知识分子，平时是嘻嘻哈哈，又说又唱，十分快乐。但是心里都有一笔旧社会的苦难史。在我们政治学习进行到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，看了文工队演出的歌剧《白毛女》后，诉旧社会苦的时间，把家庭和自己在旧社会的遭遇，一肚子的苦水倾倒了出来，这些女生是一片哭声。周围的居民十分诧异，这些女娃娃今天是怎么啦！”

说到这里杨舜尧把话题拉回了头，就说：“我们那一代人，当时的情况确实是生不逢时。可是我们子女后来的那一代，情况就要比我们那一代好得多，读书就不那么吃力，日子要好过许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