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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个故事学徒工。

大家休息了一刻就回到会议室继续讲故事。

这个‘学徒工’的题目是郑高兴主讲，他坐下后，喝了几口茶，然后就一本正经地说了起来，“老朋友们，说到‘学徒工’的课题，我们六十四年前，在青训班一起学习时，大家曾经说过旧社会，我们这些苦孩子的遭遇，小小的年纪，应该背着书包上学堂，可是我们那时由于社会和家庭的缘故，大部分去当过学徒，上海人一般叫做学生意。这个学徒工，同学生意其实是一回事，叫法不同，一个是文字上的写法，一个是上海人口头上通俗的叫法。漫画家张乐平画笔下的‘三毛学生意’是用漫画，风趣、讽刺的手法来讲这个故事。我们是以真实的故事来讲这方面的事情。说到这学生意的生涯过得并不轻松，学生意多数是非常苦痛。沪剧‘阿必大回娘家’里有一段唱词‘我好像药材店里的揩台布，揩来揩去都是苦，事情确实是这样。上海解放前的青年，有钱人家的孩子有书读，小学读完读中学、大学，毕业后就有比较理想的工作，坐办公室，公司、洋行里当职员，现在叫做‘白领’，有的接父母的事业，从小开做起，成了老板。但是大多数的青年，能够有个小学文化就上上大吉啦。我们这些青年家境稍微好一些，在学校里能够上到小学，然后就到社会上，不是找些出苦力的事情做做，要么找关系，托人去学个生意。然后就一面做出苦力的工作，或者学生意，同时挤出时间和精力读夜书，或者刻苦地自学文化。我们能够在解放后参加解放军的知识青年训练班，是还有些文化基础的青年。”

郑高兴说到这里，大家都点起了头，认为情况确实是这个样子。

这高兴就继续往下说道：“那时家境情况更加差些的青年，基本没有读过什么书，是大文盲一个，怎么办呢？小姑娘就进纱厂做挡车工，小一点的十一二岁的就做起了童工，这吃的苦就很难用文字来描绘了。男青年就想办法能够到一些商店里学个生意，或者到个体的小厂里，拜个师傅，学个手艺。”

大家都点头称是，情况是这样。

郑高兴再往下说道：“上海这个城市是个移民城市，真正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没有多少，解放前也是这样。现在统称为农民工，女的在城市里如果找到对象结了婚，往往称为外来妹。解放前这些拥进上海的一般是从苏北、安徽等地的人比较多，他们是有体力没文化，来到这个大城市只能出苦力，男的有的到码头上做码头工人，小一点的到铁路、码头，或者工厂边上拣个煤渣。这些青年或者儿童的苦难处境，就可想而知了。”

大家跟着就说道，在旧社会有些青年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情况。

郑高兴又开了口说道：“那时学生意，叫帮三年，学三年。第一个三年是学不到东西的。第一个三年是帮老板、老板娘扫地、烧饭、抱孩子，第二个三年才会学到一些东西。”

赵大钧就说道：“情况确实是这样，我是1948年从苏州到的上海，在一家绒线店里学生意，这个当学徒的日子真难过呀，从早晨五点起身，眼睛一睁就要干到晚上十一点，有时还要布置两个大橱窗，要到半夜里才能休息睡觉。我是什么事情都要做，擦地板打蜡、揩橱窗、擦玻璃、脱牌门板，就是开店门，还有打烊，打烊后还要整理货物，有时要抱着大捆钞票去解银行。那时国民党的金圆券不值钱，一麻袋大米要用一洋面袋钞票去购买，一万元金圆券只好买一只大饼。我在店里还要为顾客送货，隔个三五天还要跟老板去进货扛包。晚上还要轧货记帐。做这些事情还不够，还有许多杂务等着我去完成，买米、买小菜、抱小孩子，甚至涮马桶，我确实是无所不做。我那时可才十五六岁的孩子呀，这样一天忙到晚，真是筋疲力尽。那么我的一天三餐吃的又是什么呢？是老板他们吃剩的饭菜。这还不去说它，那么忙了一个月，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报酬呢？得到的只是理发、洗个澡的另用钱。这也算啦，能够开开心心地过一天也就是啦！可是情况并不是那样，我稍不注意，就遭老板、老板娘的白眼，把我臭骂一通，我又不敢回嘴，只好晚上睡在被头里闷声地痛哭一场。有一天，我在偷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，忘了替老板买早点和牛奶。老板就在楼上吼叫了起来，我急忙关了收音机上楼去，可是老板已经把一把椅子从上面扔了下来，那椅子直向我飞了过来，我急忙用手去挡，可是来不及了，那椅子砸在了我的头上，额角上顿时起了个大青包，我欲哭不能，眼泪只能往肚皮里咽呀！”

大钧说到这里，大家的眼睛也多红润了！

大钧又说道：“那个日子真不是人过的，我真想不干了，回苏州老家另谋生路。但是我走不成，因为我同老板订有协议，如果我中途不学这个生意，就要找我的中间担保，我的舅舅，要他承担我这学徒期间的饭钱，有一天，算一天。这学徒契约同买身契约又有什么不同！我这三年的学徒生涯实在难过啊！”

• 扬舜尧就说道：“大钧的学徒生涯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在旧社会学生意一般都是这样的情况。可有的是跟自己人，或者熟悉的人学生意，情况就会好一些。”

郑高兴说道：“一般的情况是这样，我是跟自己姐夫学的电工手艺，情况要好得多。我的手艺基本学出来后，就到我姐夫的师弟，开的一家水电行里做小师傅，这个老板对我还比较客气。可是他的一个十五岁的亲弟弟，在这个水电行里学生意，情况非常不妙。这个小青年是什么事情都要做，一早忙到黑，没有一点可以休息的时间。可是他那个哥哥还是不满足，那个学徒弟弟做事情的动作有时稍微慢了点，这个老板哥哥会破口大骂。要是事情做错了，或者哥哥骂他，他回了嘴，那么这个弟弟就倒霉啦！”

有人问道会怎么样的倒霉法？

郑高兴继续往下说道：“这位老板哥哥居然会对学徒弟弟拳打足踢，这个可怜的学徒弟弟经常被老板哥哥打得鼻青眼肿，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的。我有时看不下去，就对老板说，你不能老是这样对待你的弟弟。他回答我说，学生意不打是学不出来的，我小时间学生意，老板就是这样对待我的。”

第四个故事“上夜校”。

执行司令赵大钧这时看了看手表，说道：“上午我们讲故事两个小时，已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。这‘学生意’的小题目就讲到此为止，现在就进行下面的小题目‘上夜校’，王侠仁你来主讲。”

王侠仁就说道：“下面一个小题目‘上夜校’我来主讲。我们这个社会人们文化学历的取得，有两个方面，主要是通过正规全日制的学校上学读书，考试成绩合格，发给毕业证书。还有是通过各种级别的半脱产、夜校，补习班，函授等读书，经过考试合格，发给相应的毕业证书，同样可以承认相应的学历。如果是发给结业证书，办学是***门同意的，一般认可为相当大专或中学的学历。上海解放初期，我们参加兵团知识青年训练班的青年学生，基本是两种情况，一部分是在正规学校读书的学生参军的，一部分是夜中学读书的学生。我们这个二分队，当时就有好多原来是在夜中学读书，然后参军的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舜尧和我是在同一个夜中学里读书，是同班同学。后来一起参军，在青训班，又是同班同学，开句玩笑，叫双料同学。”

杨舜尧就说道：“是的，我们两人当时都在学生意，都住在国际饭店附近，认识后经常在一起说东道西。但是我们两人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，感到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，今后要有比较大的发展，这点点文化是不行的，必须要再读点书，最好是读完中学读大学。可是我们那时是在学生意，是不可能再回正规的学校里，坐在课堂里安安稳稳听老师上课，既没有那样的经济条件，更没有充裕的时间。但我们这些是要上进，有抱负的青年。我们上过小学，多少还有一些文化基础，一方面就努力学习自己在做的行挡，贸易方面的有关知识和业务。同时找些中学的课本，自己利用一切空余时间，刻苦自学。这个自学是非常辛苦，同时也是十分自觉的。”

王侠仁又说道：“我们两人的情况基本差不多，但是自己学习虽然刻苦努力，但是没有老师上课、指导，学习的效果十分有限。后来我们看到山海关路上，有一家上海的名牌中学办的夜中学，我们两人就去报了名，终于又回到了课堂里，坐在课桌前，听老师给学生上课了。我们两人虽然白天要忙工作，晚上还要上学读书，确实非常辛苦，但是心情十分愉快。”

杨舜尧接着又说道：“幸亏我们两人去上了上夜中学，否则我们两人去报考青训班，还有些困难呢。要是当不成解放军，我们两人的人生道路，可能又是个样子。”

王侠仁又说道：“郑高兴同学，你也是在山海关路的那个夜中学里读过书，我们也是双料同学。怎么样，你又讲讲在旧社会上夜校读书的故事。”

郑高兴想了下就说道：“我这个在旧社会上夜校读书的故事，那就说来话长。1944年我十四岁那年，母亲亡故，父亲不管我了，我就失学了。我为了生计，就到俄罗斯人的一家大型俱乐部里当boy,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，身体实在吃不消，做了几个月不做了。于是就跟我姐夫学生意。到了十七岁，开始做小师傅，自己能够养活自己了。但接着内战爆发，市面萧条，我这个小师傅就找不到工作，等于是失业了，没有办法就上了跑重庆轮船的厨房里打杂。做了几个月，吃饭不用愁，可是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钱，就又回到了上海。回到上海我总算找到了工作，又做起了电工小师傅，自己的生活可以解决了。但是我确实也是一个有着抱负的青年，在离开小学起，自己一直没有放下书本，在不断地复习功课，希望有一天再回课堂继续读书。后来学了电工手艺，就萌发了更大的梦想，追求自己能够在将来，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。但是工程师起码要有大学文化，于是我不论到哪里，仍然是书本不离身，利用分分秒秒的时间自学初中，高中的功课。可是自学文化，正如侠仁、舜尧两位刚才说的效果并不理想。后来经朋友介绍，我进了山海关路一家名牌中学办的夜中学，报了名进去自费读书，是半天做工晚上读书，那个辛苦的味道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”

赵大钧就说道：“你怎么后来没有继续做当工程师的梦，而是参加了解放军？”

郑高兴就说道：“这有两个原因，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小说翻译家，他见我是一个好学求上进的青年，而且喜欢文学，就同我做了朋友，还要我帮助他抄写正在翻译的小说，并且教我小说创作的知识。这就有两年多时间，我就萌发了创作小说当作家的念头。但是后来解放了，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地对上海来了个二六大轰炸，我这个电工一时又失业了，怎么办------”